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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杠杆的股票平台进一步封锁了美国对古巴的民间商贸交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花舞影】

四年前的7月，在新冠疫情、财政危机、生活物资断供、反古共势力及其在古巴内部代理人的共同作用下，正处于经济改革关键期的古巴爆发了199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动乱。

然而，他们失算了。

在久经考验的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领航掌舵下，古巴共产党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沉着冷静地指挥共和国政府和全国人民和平粉碎了动乱、在国际上扭转了美国媒体反宣传造成的不利舆论环境，坚持了革命红旗不倒。

四年里，世界变得更加混乱，乌克兰、巴勒斯坦、缅甸等多个地区爆发热战，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叙利亚和非洲多个买办政权一一崩溃了，而革命古巴仍屹立在美国的家门口。

但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暂时的安定团结背后，古巴的麻烦还远未结束；古巴革命自疫情以来面临的这一波30年来空前的生存危机，始终没有真正解除。

如果读者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许多新闻的上下文：

例如，2024年3月，我国当时对古紧急粮食援助的第一批是用飞机运去的；

又如，今年7月5日，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古共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式上明确宣布：“我们现在是一个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Somos un país en guerra）！”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资料图

背景：古巴的旅游业与制糖业

迪亚斯-卡内尔宣布“古巴进入战争状态”的直接原因是，6月30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所谓“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五号”，进一步封锁了美国对古巴的民间商贸交流，新一轮加强制裁的方案将于近日出炉。

古巴与美国的制裁与贸易状况是一个技术细节极其复杂又掺杂太多情绪因素的话题，笔者打算另起一篇文章讲述，在这里只是先拿出结论：

不能以为“美国制裁了古巴，因此两国没有贸易，也因此美国进一步收紧制裁对古巴早已无甚影响”。目前来看，这一判断是错误的！

其中缘由，还要从一些基础地理故事讲起。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生长的地方长棕树；诗若不涌出我心魂，我死了也定不瞑目……天下的穷人数不清，我要和他们共甘苦；大海的波涛再翻腾，比潺潺的山溪也不如。关塔那美娘，乡、巴、佬；乡、巴、佬，关塔那美娘……” ——《关塔那摩花姑娘》，歌词原诗作者何塞·马蒂

1964年电影《我是古巴》中，穷人的女儿玛利亚在美国夜总会的纸醉金迷中堕落为妓女。

在革命前的古巴，旅游业、制糖业和烟草业是国家的三大支柱，前者与后两者分别塑造了她的城市和农村。

相比于更有“诚实劳动”观感的甘蔗种植和榨糖劳作，灯红酒绿的旅游业不仅塑造了整个国家严重的地域发展差异（哈瓦那一城作为“拉美维加斯”背靠美国畸形繁荣）和贫富对立（富裕者还主要是高度依赖美国资本的买办），而且带来了妓院、赌博、黑社会和毒品等资本主义道德败坏的集中象征——在清教徒看来，实际上还有酗酒：旧古巴的蔗糖和烟草业起于西班牙殖民，但旅游业（以及美国黑帮和毒品市场）的兴起几乎完全源于美国20世纪禁酒令催生的暴利跨国私酒市场。

早期参与古巴革命的人并非全是共产主义者，相当一部分在社会议题上带有类似美国观察员形容延安时所说的“清教徒心态”，其中一些甚至是真正的清教徒。他们希望塑造一个扫清黑帮、毒虫、赌狗、牛排的风清气正的道德世界，甚至在掌权之初出台了一些缺乏可操作性的拍脑袋政策，例如在既不给救济也不给出路的情况下突然封杀所有妓女——当时古巴旅游业的支柱，以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不得不随后出面制止。

这部分人以革命政府首任总统乌鲁蒂亚为代表，大多在革命胜利初期被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清洗掉了。但他们的清教徒心态遗产，却在后来的古巴共产党中延续了很长时间。

冷战时期，革命古巴不仅在社会议题上相当保守，而且实际上消灭了盈利性的旅游业：外国游客在当时古巴的体验与朝鲜差不多，被限制在几个有硬边界围挡的特定海滩度假村内，不能与普通古巴居民接触，基本上杜绝了后者被这些主要来自苏联东欧和加拿大的腐朽游客勾引堕落的可能性（注：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风气上相当开放）。

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期望实现全行业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但最终由于苏联经互会胡萝卜（统购包销）和大棒（计划干预）的影响，他不仅没能成功，反而一手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带歪到了类似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单一蔗糖出口经济上。

到冷战结束时，古巴的高技术领域只在生物医学行业取得了零星突破，机械工业也主要围绕糖产品（例如古巴的第一座工艺装备厂是生产甘蔗压榨设备的），从旧古巴旅游业及配套服务业脱离出来的人口，主要被投入到了高度劳动密集的榨糖业上。

1970年，古巴蔗糖产量达到惊人的850万吨历史峰值；虽然古巴政府一直努力调控行业投资分布，到1992年，古巴仍拥有154家国营制糖厂，糖产量高达710万吨。当时的古巴有一句名言：“Sin azúcar no hay país”——没有糖，就没有国家。

革命后的古巴共产党使用纯红旗，没有采用中国、苏联的镰刀铁锤标志。但古巴民兵MTT的标志是盾牌上交叉的步枪和砍蔗刀，中间一顶蔗田劳作必备的亚雷草帽：

风格化的古巴民兵标志（中）

1992年后，由于经互会解散、叶利钦拒绝履行苏联时代签订的固定糖价协议（该协议在签订时的1970年代只是对古巴略有优惠。但80年代国际糖价暴跌60%以上，俄罗斯变成了以三倍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古巴买糖），古巴制糖业不仅市场大减，创汇能力也暴跌，导致了1994年生死存亡的严峻局面。

为了自救，政府卖掉或外包了大批国营甘蔗农场（改制为半承包的UBPC合作社）以提高蔗农生产积极性，同时开始大规模放开旅游业相关政策（包括医疗旅游），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投入其中。仅仅三年后，1997年，旅游业就取代制糖，成了古巴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和外汇来源。

当时的古巴对旅游业重视到什么程度呢？1990年代曾规定，私人售卖牛肉、龙虾和若干品种珍稀海鲜犯法（售卖普通农产品不在此限）——这些“高档（西餐）食材”只有国营的供销社和饭店才能掌握，用以保障外宾的食品供给。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十多年间，古巴看起来还是那个古巴，但它的经济版图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国家对榨糖业的投资一路下降到2024年的不到3%（仅占当年国家对餐饮酒店投资的五分之一），全国制糖厂数量从150-170家（不同数据来源有差异）一路减少到今年只剩15家，粗糖总产量从冷战末期的700余万吨下降到近年的40万吨以下——2018年，古巴从法国进口了4万吨糖，打破了这个岛自被西班牙人发现以来的经济史纪录。

与此同时，自1995年全面开放旅游业起，古巴游客接待数快速增长，吸纳就业人口累创新高。到因特朗普追加制裁导致该项指标首次收缩的2019年前夕，古巴年度游客数量相较1995年已翻了六倍多，是加勒比国家平均接待游客数量的210%以上，每20个古巴人中就有一个直接服务于旅游业。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后面发生的事情。

古巴当前严重暂时困难的直接起源

抛开其带来的社会弊病，古巴旅游业虽然规模上快速增长、形势喜人，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怎么赚到钱。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2008年到2018年间，古巴游客数量从215万人次增加至471万人次，翻了一倍多，但全国旅游业收入却仅仅从25.4亿美元增加到27.8亿美元，增速不到9%。事实上，当时有研究认为，古巴是世界上旅游业生产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古巴旅游业全面开放至今每年接待的游客数和收入（缺2024年数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除了美国制裁给陌生游客引入的消费困难外（这个话题留待下一篇），旅游业相关基础设施的破败是最重要的因素。很多拥有覆盖古巴行程财力的游客费尽周折几次转机来到这里，却发现没有可花钱的地方，甚至贵一点的酒店都因为满员而住不上。

由于美国长期制裁、建材采购困难，对于首都地区还加上长期以来被考古学家高度主导造成的、对哈瓦那旧城市容严重的过度保护，古巴的基本建设严重滞后，许多革命前甚至西班牙时代的建筑至今仍然在被当作民居使用。

新冠疫情之前，古巴全国宾馆入住率在2016年达到近十年峰值61.5%，但大多条件甚差，热水、供电、网络、电扇（就不说空调了）等基本服务难以保证，很多用作宾馆的房屋本身结构已年久失修，甚至有安全风险：据古巴住房管理局2020年统计，古巴全国约有170万栋房屋（占全国住房存量39%）“状况不佳”或“状况甚差”。

虽然在劳动青年军和地方居委会（保卫革命委员会）等努力维持下，最近十余年并未发生类似迈阿密海滩公寓大楼坍塌那种造成整楼近百人全灭的特大事故，但城市内两三层的小型房屋阳台楼板乃至整体结构自然坍毁或因暴雨/飓风坍毁、造成住户死亡或砸死行人的事故，从2010年代中期至疫情期间至少隔年一起（如果不是每年不断的话），只是在古巴岛外无人关注——但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 ——《哈瓦那的孩子》，木青

加利亚诺街和圣拉萨罗街的十字路口是哈瓦那最繁忙的地区之一，每天，成千上万的行人和车辆都会经过这个街角。

这里面有三层死结：

首先，外宾住的酒店不安全，对旅游业大局是极大的问题。

其次，现在国家给了允许个体经济和允许外宾自由留宿的政策，他们可能选择住本地住户开的民宿。但如果危房太多，不仅观感不好，而且难保没有留宿者“中奖”，对旅游业大局是极大的问题。

再次，不考虑国家涉外形象、单纯从改善人民生活角度出发，已有大量本地住户的房子需要重建或翻新，但在国际糖价低迷和严厉制裁环境下，国家没有这么多钱，尤其进口建材需要的外汇；外汇从哪里来？最合理的期望正是旅游业。

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大兴土木改善外国游客体验，似乎是壮士断臂的“无奈但合理”之举——即使未雨绸缪，先过度建设一些也没关系！

这正是古巴在疫情前夕做的事。

古巴革命军下属的军队企业管理集团GAESA下辖一家Gaviota SA公司。如果单纯按体量看，这家公司目前实际上已成为足以在美洲名列前茅的特大型本土酒店品牌——据外媒整理，其旗下拥有多达110家酒店、40000余间客房，其中许多都是2019年前后与外国合资甚至独资兴建的四星甚至五星级豪华酒店。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五星级酒店“哈瓦那伊韦罗斯塔精选”（Iberostar Selection La Habana）。该酒店是古巴第一栋真正的摩天大厦，共42层、高154米，是目前哈瓦那乃至全国最高的建筑。

2019年疫情前开建的伊韦罗斯塔精选哈瓦那酒店，俗称“K塔”，今年终于落成开业了

K塔大厅内景，一扫古巴旅游“穿越时光”的刻板印象，基本达到了隔壁迈阿密的水平

如果一切顺利，这场酒店建设运动应该在2020年后的若干年里回本。但不幸的是，2020年3月11日古巴在哈瓦那的意大利游客身上测出了新冠病毒，随后疫情在西部、中部和东部到处开花。在严峻的不明疫情和当时对旅游业可快速恢复的乐观估计下，古巴于3月31日起禁止了全部（合法，注意“合法”这两个字很重要）出入境活动，只派了几次专机将被困在秘鲁等地的古巴人接回国。

在这期间，2019-2020年前后建设的这批豪华酒店在疫情期间和之后两三年纷纷竣工，然后几乎全部空置。

截至2023年底，古巴全国宾馆共340家（不含民宿），相比2019年增加14家；其中五星级酒店82家，相比疫情前增加16家。截至2022年5月，古巴全国宾馆可用客房数已从2020年的6.9万间暴增到7.8万间（不含民宿），但疫情导致旅游业在长达1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完全停摆，所有投资都收不回。到2024年12月，古巴全国可用客房数进一步飙升到8.2万间，这还是在一大批低水平旅馆被关闭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导致了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客房占比飞升至总数的75%。然而，直到疫情已过去两年后，这批豪华酒店的入住率仍只有24%（2024年1-9月数据）。

与此同时，这波酒店建设潮很可能吸干了国家的现金流。

古共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助理、全国人大代表路易斯·阿尔贝托·罗德里格斯·洛佩斯-卡列哈中将是拍板2020年前酒店建设潮的GAESA负责人。他在疫情期间因此遭到国内大量批评，但于2022年7月5日疑似因感染新冠突然病逝，年仅62岁。

以上述的伊韦罗斯塔精选哈瓦那酒店为例。该酒店虽然建成后由西班牙伊韦罗斯塔连锁酒店集团管理，但它却是100%古巴国资项目，建设投资完全来自同样隶属古巴革命军的EI Almest SA房地产公司，由古巴二建（EMPROY-2）施工，估计造价高达5500至6000万美元——请注意，2018年这个项目上马时，古巴全国的总出口贸易额才15亿美元！

按理说，古巴长期以来积攒的生物科技底子在疫情中确实发挥了作用：古巴不仅自己研发了适用新冠情况的呼吸机等，还完全独立自主开发了多种新冠疫苗，不受制于国际资本和外国产能，也不依赖美国疫苗技术路线所需、在古巴严重受限的冷链储运。然而，古巴疫苗到普遍施打时却遇到了“未曾设想的瓶颈”：由于缺乏现金，他们无力购买足够的一次性注射器。

据古巴卫生部对接同志向当时提供援助的美国左翼女性组织CODEPINK反映，在“主权”和“阿芙拉达”疫苗开始施打前夕，古巴全国1100万人口只有1000万支可用的一次性注射器，而当时的古巴政府可能连追加采购2300万支注射器（“主权”疫苗为蛋白质亚基技术路线，起效需打三针）并把它们弄回国的预算都没有！虽然遭到严重制裁，但注射器这种东西古巴并非没有进口渠道；仅2019年，古巴就从中国正常进口注射器高达2680万支。当时他们只是没有钱——之前把钱搞没了而已。

注射器带来的施打瓶颈导致疫情期间古巴虽有疫苗，但普及速度远低于当时“德尔塔”疫情的传播速度。出于人民生命至上的价值观，政府以极端严厉的封锁兜底，但却缺乏足够的可供分发的食物（更不要说大规模的配送能力了），这导致封锁可能意味着明显的“原地饿死”前景；而由于一些非技术性原因，封锁即使对于传染率远低于“奥密克戎”的“德尔塔”毒株，也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群众被长期合法存在的反古共势力煽动，引发了2021年7月11日的“祖国和生活”动乱。

幸好，古巴革命在欧美有许多同情者（这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古共长期以来在欧美有意识经营的人脉。之后的文章会分析古巴在舆论战上长期大胜的经验得失）。仅在2021年7月，美国六大亲古共进步力量就通过合法慈善渠道向他们捐赠了至少600万支注射器；欧洲和南美的古巴裔和对古友好人士捐赠了至少870万支，在中国的极少量古巴裔人士也捐赠了至少10.2万支。再加上兄弟国家政府支援，在7月11日动乱平息后，这笔数以千万计的注射器缺口居然逐渐被填平了。

美国左翼妇女组织“粉红警报”（CODE PINK）是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支持者，拥有可合法绕过美国对古制裁的“慈善事业NGO”资质。她们在2021年7月组织的这次募捐原本只计划能支援古巴300万支注射器，实际上在美国工人阶级积极响应下，仅第一批筹得数量就超过了一倍。我国当今的发展程度已不需要她们募捐支援，但对古巴来说，这样的支援仍然相当重要。（注意，笔者不同意图中引用乔姆斯基的言论）

也就是说，古巴几乎是靠“全世界的献爱心”，在2021年冬季普及了第一代疫苗，进而重新恢复了边境开放和旅游业，续上了一部分现金流。

连续自然灾害与其他问题

上节说到，古巴在疫情期间为优先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选择放弃了旅游业封国整整一年八个月。实际上，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在西方第一次尝试普遍“躺平”的2021年（“奥密克戎”爆发前），整个加勒比地区的游客人数反弹了63%，原本可能是一波利好。但古巴决定在全民施打新冠疫苗完成之前不开放，主动舍弃了这一波客流。

由于古巴自主研发的“主权”疫苗需打三剂，加上靠捐赠获得的注射器到货时间早晚不一，拖长了疫苗普及时间，直到2021年11月，古巴才基本实现新冠疫苗全民普及，随即迅速开放入境、尝试恢复旅游业获取外汇。但2021年夏季西方国家短暂的旅游业“回光返照”窗口已被错过，古巴先迎头撞上了年底“奥密克戎”爆发造成的恐慌，开春后恐慌在西方逐渐平息时，又遇上了俄乌冲突。

古巴在冷战中紧紧依附苏联集团，在俄白乌、东欧、越南、安哥拉、南非和拉美左翼中培养出了一整套国际人脉，许多在古服务过的苏联专家和战士后来成为对古巴充满热爱、拥有当地朋友、每年冬天都飞去避寒的俄乌游客。冷战后，古巴又靠开放天主教、支持LGBT等各种白左政治正确和一些圣母操作，发展出了与西欧、南北美“偏红白左”中产阶级的友谊。与此同时，随着古巴法律上真正开放自由移民，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合法移出古巴（非偷渡）去往其他中南美洲国家、加拿大和欧洲发展事业或定居的古巴人群体，他们通常保留古巴国籍，会定期回国探亲。这三大人群构成了古巴旅游业的核心客源。

2018年赴古巴游客主要国籍分布（单位:万人，“古巴”指在海外定居的古巴裔）。

但现在，整个盘子都面临着问题。

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乌克兰禁止全国适龄男性出境（事实上，由于乌克兰新政权发起的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动，早在东乌内战爆发后至疫情前夕，乌克兰赴古巴游客已下跌至四位数），俄罗斯则遭到西欧国家全面制裁，即使经济状况未受影响的人，也难以顺畅前往古巴旅游。特朗普二次上台后，俄罗斯游客数量略有恢复，但从美国出发的游客基本断绝。

由于世界动荡与西方整体性的自身经济困难造成中产消费降级，加上古巴自身旅游体验其实并未明显改善，来自西欧和加拿大的客流也不增反减。根据古巴国家统计办（ONEI）今年1月的报告，去年古巴全国共接待游客220万人次，不仅低于2023年，而且实际上是17年来的最低数字（除2020-2022年外，见上表）；距恢复到2019年420万人次的目标相距甚远，主要源于西欧游客数量的下降。

所以，什么叫“古巴自身旅游体验其实并未明显改善”？

简单来说，古巴自2021年至今，在经济形势与国家财政尚未恢复至疫情前状态的情况下，已连续遭遇多次严重事故和自然灾害：

2022年5月6日上午，位于哈瓦那市中心、距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仅100余米，始建于1879年的古巴历史古迹——萨拉托加酒店发生天然气爆炸，冲击波震动全城，摧毁了酒店的一至三层外墙，造成周边包括何塞·马蒂剧院、一所小学、一座教堂和一个非裔古巴人老乡会总部在内23栋建筑受损，47人死亡，近百人受伤。“万幸”的是，酒店当时还在准备疫情后复工，没有客人，遇难者大多是正在清洁设施的职员。

2022年8月5日，古巴马坦萨斯超级油库因雷雨天气闪电击中一油罐，恰好该油罐避雷针系统故障。结果，八个巨型油罐中的四个被引燃，失控的大火吞噬了其周边大部分区域，引发强烈爆炸，浓烟可在数十公里外看到，明火高达数十米，在古巴革命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据古方西语消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军和墨西哥陆军支援下历经一周才被扑灭。这场古巴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事故最终导致包括14名古巴消防兵在内17人牺牲，四个巨型油罐储存的宝贵原油（约14.5万立方米）和厂房设施毁于一旦。

马坦萨斯油库事故现场

马坦萨斯油库事故现场（第一天夜间）

2022年9月，三级飓风“伊恩”在古巴西部河松省（Pinar del Río）登陆，摧毁了当地著名的高级雪茄生产线和已紧急收仓的烟叶收成（因飓风远强于往年，仓库不够坚固），导致河松省大面积断电，因老旧的古巴电力系统荷载不均，随后引发包括首都在内全国断电，数天后才被修复。该飓风还在古巴岛西部造成了严重洪涝灾害，对烟田造成严重破坏。

2023年8月，三级飓风“艾达利亚”在古巴西部海域过境，造成河松省、蒿草省（Artemisa）和首都哈瓦那郊区在内大面积洪涝灾害、道路损毁和断电。

2024年初，由于前一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当地长期存在的粮食安全老大难问题，古巴全国粮食告急，自革命以来首次向联合国请求粮食援助。

2024年10月，古巴传统电力部门聚集的东部地区遭到热带风暴“奥斯卡”袭击，重要工业城市奥尔金（Holguín）和圣地亚哥的两座发电厂被破坏，抢修时又发生两起局部停电事故，再次引发古巴全国断电，数天后才被修复。

2024年11月，三级飓风“拉斐尔”从牙买加方向登陆古巴。虽然古巴政府和军队再次成功疏散了28万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只损失了7万多只家禽，但飓风损毁了5000余栋房屋和1.3万公顷农作物，并将岛上西部各省与哈瓦那的电力设施严重破坏，一个月内第二次发生全国断电。

现在可以大概看出迪亚斯-卡内尔发出“国家战争状态”警示、以及他们在后疫情时代制糖与旅游两大产业成绩均不增反降等表象背后事情运行的发展脉络：他们从疫情前开始一直到今天，国家财政一直处在资金链严重困难的状态下。

在严峻考验面前，古巴党和政府一直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担当，千方百计、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但也意味着他们在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面前不断被救灾清空积累，而原本的大笔投资又未获得预期收益，在美国长期制裁下原本就较为紧张的国家财力，已经数年时间得不到有效恢复了。

本篇结语

古阿琳娜呀！我美丽高贵的故土在复兴……纵使你对我的热恋，也不能剥夺我出征的志愿。热血在我胸中流淌，我的意志像燃烧的烈焰，待解救的人民在把我召唤。我是阿图伊，自由的土著人……只因古巴呼唤我，我才对你含着爱意的呼声充耳不闻！ ——《阿图伊和古阿琳娜》，库卡兰贝，古巴

在这样连环嵌套的多重危机之下，古巴要如何破局呢？

中国汉族有一个成语叫“多难兴邦”，出自《左传·昭公四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这句话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真理，一个国家多灾多难，既有可能拓展疆土而无难无虞，又有可能丧失政权而被推翻。

已故北大教授赵存生老师指出：

“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多难并不必然兴邦，多难既能兴邦，也可衰邦，甚至可以毁邦。是兴邦还是衰邦，关键不取决于灾难本身，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们在灾难面前是不是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是强大还是弱小；这个民族是不是具有敢于同灾难抗争、勇于战胜灾难、夺取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

继承加勒比古典泰诺人和西部泰诺人英雄血脉和“古巴”国号、诞生于大航海时代民族融合大潮的古巴人，虽然年轻，却是伟大顽强、坚韧不屈的民族：

这里诞生了美洲第一位揭竿而起反对殖民霸权的起义者——阿图伊酋长（Hatuey）、毁家纾难解放奴隶反抗殖民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 (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为反抗帝国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诗人塞·马蒂和马克西莫·戈麦斯将军（Máximo Gómez y Báez）、旅美古巴人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优秀代表卡米略·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 Gorriarán）和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卡斯特罗兄弟等伟大英雄；

是切·格瓦拉战斗过的地方、海明威热情讴歌过的土地，建立了美洲第一个和目前唯一一个一直坚持红旗不倒的宪法科学社会主义国家、为非洲解放尤其南非各民族摆脱最后的白人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其500多年的有记载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革命诗篇。

由于新南非经济政策遭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大潮绑架（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无力给予足够支持导致其被迫与西方妥协的结果）引发的治理观感下降，曼德拉曾在国内网上获得了不大准确的名声。实际上，曼德拉与卡斯特罗互为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而古巴与南部非洲友谊可追溯到的那段历史虽然有给苏联当雇佣兵之嫌，却确实促成了当地黑人的解放。

自2022年以来，我国已多次向古巴提供必要的各方面援助，既包括2022年底和2024年初的紧急支援，也包括债务重组、马坦萨斯超级油库重建、太阳能电力转型等功在长远的支持。古巴实际上已经倒欠我国相当数量债务，这些活动固然是要花钱的，为什么有必要花这个钱？本文希望简单梳理一下他们的部分暂时困难，帮状况外的同志注意到，古巴当前面临着严峻的内部现实困难，整个状况并不好，在以鲁比奥为涉外政策总头子的本届美国政府蓄意破坏下，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我国与古巴同属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相同的核心价值观。上世纪60-80年代中古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已成往事，目前国际共运仍然处于低潮，如果古巴崩溃了，虽然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固有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总趋势作为客观规律不会改变，但我们几十年来所捍卫的这个作为我们主观文化理念的名为“共产主义”的东西，却有从一种全球实践退回东亚一隅，降格成某种地区性运动的严重风险。

我们并不像俄罗斯对待叙利亚那样把某个国家视为势力范围，但在国际形势复杂化、小国和前线国家面临敌对势力压力空前增大的今天，笔者以为，帮助革命古巴、从经济基础上避免其出现阿萨德政权那样突然崩盘的变故，不仅是有利的，而且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